增加“绿色化”赋予生态文明建设新内涵
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国务院《关于快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其中首次提出“绿色化”,即由原来的“新四化”到“新五化”。“新五化”的提出,赋予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内涵,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的路径和方向,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绿色”是形容环保、低碳、高效、和谐。“化”是指改变、革新、发展、教化。“绿色化”,意味着从改变自然观和发展观开始,驱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首次提出“绿色化”,标志着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制度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能够说是中国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从大的方面来说,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解释,大致形成了两个方向:一种认为,危机是由技术化、工业化、城市化等一般性原因引发的,与制度无关;另一种则认为,危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尤其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产物,源自制度性缺陷而非文明发展的胎记。很明显,第一种解释为现代文明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使生态困境成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第二种解释却有着和科学发展、现代文明、历史进步一致的方向,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思考方向。马克思主义为第二种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区分了自在自为的自然界与“人化的自然”,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建立了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及其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关系,实现了自然、社会与人的真正统一,前者体现为生产力,后者则集中体现为生产关系。马克思要寻求的是这两种关系的双重协调与和解。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要内置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中,生态的和谐要通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革新而完成。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发出警告:“我们别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为今天我们理解“绿色化”提供了基本视域,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
对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用形象的比喻我国先后经历了三个层次的认识,一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二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三是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从党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中央和各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探索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入快轨道,据统计,习60多次谈生态文明,强调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仅仅当作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是基于我国国情作出的战略部署,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部署,对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们要紧紧跟上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大势,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奋发有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乘势而上,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建设美丽中国。
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起,几乎与现代化相伴随,生态恶化开始挑战人类文明,甚至成为越发展越严重的文明垢症,每个走上现代之路的国家和地区,都遇到了生态的门槛。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ECO退化,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人类能否走出生态困境,成为如何评估现代文明的关键性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这种困境,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生态伦理,随之也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
目前我国资源环境方面的基本国情可以集中概括为两个问题,一是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加剧,特别是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大多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约束趋紧。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中等水准,耕地、淡水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中等水准的43%、28%;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14年已达到59.5%、31%;特别是发展方式依然比较粗放,加剧了资源约束,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中等水准的2倍。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大气、水、土壤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据统计,2014年我国74个重点城市中只有8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给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三是ECO退化。森林总量不足,草原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问题严峻,全国生态整体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用国家发改委主任的话说,“资源环境慢慢的变成了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紧的约束、最矮的短板,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退不得的一定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启迪我们,生产不仅是个经济学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哲学范畴,人类全部生存活动都能够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它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包含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后者是前三者的建构者和消费的人。合理推演这个逻辑,生产方式的转变,天然内含着人自身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调整。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在时间上是同时的,在逻辑上则互为条件。
中国的GDP总量已在世界上的排名第二位,转变生产方式已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提出“绿色化”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体系和生产方式,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形成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的增长点,已成“绿色化”的第一要务。中国应该更有能力发挥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缓解甚至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裂隙。
当前,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就必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坚持“绿色化”方针,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就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观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就必须用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面对全球化环境危机和现代性生态困境,进行生态重建已是大势所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绿色发展”是时不我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对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具有重大意义。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和法律保护生态环境,正是当前快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
中央、国务院《意见》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突出体现了战略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能够说是落实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措施更具体,任务更明确。其中关键是要健全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通过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对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意见》按照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16字”整体思路,提出了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10个方面的重大制度。
红线管控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制度。《意见》从资源、环境、生态三个方面提出了红线管控的要求,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一个是设定资源消耗的上限,合理设定资源消耗“天花板”;一个是严守环境质量的底线,确保各类环境要素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再一个是划定生态保护的红线,遏制ECO退化的趋势。这其中明白准确地提出,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领导干部实行严格的终身追究制。目前,已先后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湿地保护条例》等条例、政策和规划出台,同时《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环保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法规的修改修订,则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为实现“绿色化”的美丽中国,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制保障。
此外,在政绩考核方面,《意见》提出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大幅度的增加考核权重,强化指标约束,发挥好“指挥棒”的导向作用。具体来说,一是强化统筹协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负总责,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工作合力;二是开展先行先试。注重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结合,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三是细化实施方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抓紧提出实施方案,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行业性和专题性规划和分工方案,逐项分解目标任务,推动每一项任务落实落地。
当前,绿色经济慢慢的变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制定实施促进绿色经济的政策措施,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绿色新政”国家,早在1872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国家(黄石)公园。日本的“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德国的“绿色经济”研究议程等表明,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这已经变成全球的共识,中国发展需要“绿色化”,世界“绿色化”大潮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积极倡导生态文明的一些著名美国学者,如最早提出“绿色GDP”概念的小约翰·柯布、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清晰概念的罗伊·莫里森、著名学者约翰·福斯特、菲利普·克莱顿和积极倡导生态文明的美国阿肯色里昂学院保罗·布伯博士都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承诺付诸实践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中国今后将可能引领世界生态文明。
早在2005年,长期致力于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莫里森就在其著作《生态文明:2140——22世纪的历史和幸存者日记》中预言:“从2070年到2090年,中国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莫里森充分肯定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前进方向,表示“中国领导人希望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接着来进行经济改革,增加投资,实现经济稳步的增长,非常期待看到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这样的目标”。
克莱顿则指出,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推进中国成为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国家,中国有可能跳过西方过去200年间在发展进程中所犯的错误,采用后现代组织发展的原则进行国家建设。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之前跨越到后现代化时代。如果未来有,那只能是中国。从中国考察归来的布伯博士十分感慨地说:“我认为,中国是学习、了解生态文明的好去处,首要理由就是中国智慧可避开西方的错误,并将生态文明理念写进了官方规划,即中国将来要超越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方面,建成一个生态文明社会”。“这将昭示并引导全世界朝这个方向发展”。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绿色化”交流,是我国承担大国责任并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举措之一。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同与支持。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又审议通过了中央、国务院《关于快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受到世界的赞誉。中国必须热情参加国际绿色经济规则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等“里约+20”后续行动,主动施加中国的影响力,努力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和话语权,热情参加国际绿色科技交流,将我国的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