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812】陈西滢与抗战时期的我国叙事
《陈西滢日记信件选集》（东方出书中心2022年），辑入作者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的日记信件，原始文件均由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供给，学者傅光亮编注。这些日记信件触及二战后期民国交际史和文明交流活动，以及陈西滢个人在中英关系中所起的效果。笔者分外的留意到其间记载的叶君健、王礼锡等人在欧洲宣扬我国抗战作业的景象，以及关于萧乾、熊式一等人对外介绍我国文艺的论述。个人觉得，陈西滢这一时期的日记信件尚有进一步发掘的价值。
《陈西滢日记信件选集》（以下简称《选集》）具体记载了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叶君健在英国宣讲我国抗战进程，弥足名贵。有关叶君健在英国的行程安排、演说内容等研讨资料一贯比较缺少，《叶君健全集》关于这一时期的回想文章亦较为简略，《选集》正好弥补了这一缺失。二战时期，萧乾也在英国，但是他在《欧战杂忆》中说到自己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几本日记都毁于大火。萧乾写作《我是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时年事已高，叙说当日的景象已不能翔实。顾维钧担任驻英大使时的日记首要记载政府层面的交际大事，鲜少触及文明人在英伦的活动细节。笔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看到顾维钧日记，阅览顾维钧关于这一时期回想录，对照陈西滢这部《选集》，显着感觉：陈西滢因置身欧洲战场的在场性，日记与信件的实在记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也使得这部《选集》成为研讨叶君健、萧乾等人在英国时期日子与作业的第一手史料。
叶君健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到伦敦，当晚萧乾在香港楼请客。从《选集》所载内容能够正常的看到，叶君健到英国头两周，有十天出现在陈西滢日记中，分别是十月九日、十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至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其时任职于伦敦中英文明协会的陈西滢带叶君健到英国播送公司（BBC）拜访燕卜荪，与公司宣扬部门人员接洽，安排英国宣扬行程。又为中英文明合作（包含交流教授、学生，叶君健正是使用这个时机留在剑桥学习）与英国文明教育协会（English Council）进行交涉，接收我国留学生，争夺奖学金，等等。英国作家迈克尔·斯卡梅尔的《布隆斯伯里中的一个我国人》曾说到，由于咱们的帮忙，叶君健得到剑桥国王学院的公费名额。陈西滢就是帮忙者之一。
陈西滢屡次请叶君健在伦敦香港楼、上海楼吃饭；陈小滢在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将陈西滢日记信件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研讨会上说到，其时陈西滢在伦敦的寓所没有厨房，二战期间英国食物凭票供应，而香港楼等餐厅无须票证，就餐较为便利。战时日子困难，陈西滢在十月十日日记提及吩咐叶君健将一部分薪资寄回去养家，这在叶君健妻子苑茵的书中有着许多若合符节，《移居重庆》与《老公的海外来信》记载叶君健经过王云槐把英国部分薪资转交给苑茵。这些能够互证陈西滢日记的实在性。
据笔者初步统计，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开端，叶君健有六十二天出现在陈西滢日记中，日记说到叶君健姓名合计八十七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记第一次记载叶君健在英国演说两个多星期的状况：“演说四十屡次，每次至少二次，有时三次，听众少亦二三百人，多的千人以上。每次演说及评论至少二小时。许多人心目中的我国人仍是有辫子，抽大烟。看了他以为决不是我国人。”从中能够正常的看到英国人对我国和我国抗战缺少了解，关于我国的形象逗留于曩昔，对我国的了解存在滞后性，但又对我国充溢爱好，因此叶君健在英国宣讲我国抗战，有着实际必要性。
《选集》记叙叶君健在英国宣讲的内容与进程。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日记写到叶君健讲“今天我国”，我国抗战时的公民日子。一月二十二日日记写道：“六时余君健出去演说，到晚上九时。结束后自己到香港楼去吃饭。英国人请演说，大都不请吃饭，时刻很不便利。”日记屡次记载叶君健在晚上十时、十一时之后回到陈西滢寓所。由此可知叶君健为宣讲我国抗战支付的辛苦尽力以及叙说我国改变的重要性。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陈西滢给女儿的信中七次说到叶君健，信中讲到，叶君健去演说，开车接他去会场的司机包含英国不同阶级的民众，有工程师、贵族夫人、律师等；战时民众自愿将私家车给政府征用，政府供给少量的汽油。有必要留意一下的是，叶君健在回想录《欧陆回望》中再现了这一细节。这一方面佐证了《选集》的实在性、在场性，另一方面阐释从庙堂到民间，英国公民自下而上的联合，怎么放下纷乱冗繁的意识形态与党派纠葛，同仇敌慨地支撑反法西斯战役。
叶君健在武汉三厅时从事口译、笔译、播送等作业，遭到阳翰笙（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高度必定（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在香港主编的抗战英文刊物《我国作家》得到老舍厚意赞赏（见《八方风雨》）；叶君健在英国宣讲让伦敦市长尤为不忘，伦敦市长称誉他“没有到过英国，而英国话说得那样好”，这些被记载在《选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记中。以上构成抗战时期叶君健从事对外宣扬作业的全体点评，也建构了一个常识分子运用专业相关常识在自己的岗位上宣扬我国抗战的完好叙事链。《选集》的出书，让笔者发现能够将叶君健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所做的宣扬抗战建构成完好的叙事系列，这些关于叶君健、萧乾的研讨甚至抗战文学译介研讨都是有协助的。
叶君健在《我的外语生计》中指出：到校园、兵营、工厂、大众中作陈述，夜宿路旁边旅舍或英国人士家里；《选集》也说到开端在伦敦找不到住处，陈西滢的伦敦寓所便成了叶君健在伦敦的常驻地，直到入学剑桥。这就有必要追溯叶君健与陈西滢在武汉大学时的师生友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叶君健写下的回想文章《我的读书日子》毫不掩饰地赞扬陈西滢在教学上的抠字眼读书法，让他阅览英美文学时终身获益，并推导陈西滢的读书办法来自牛津或剑桥导师的练习；在《陈西滢与凌叔华》中讲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是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学生，上过陈西滢的“欧洲小说”课，九十年代帮陈小滢料理师母凌叔华的葬礼。阅览《选集》中对英国时期陈西滢、叶君健师生往来的书写，这些文章所传达出的共情，划破半个世纪的前史漫空发生悠远余响。
还值得留意的是，《选集》中也留下了王礼锡的身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陈西滢日记借蒋彝的话说到王礼锡处处演说。一九三三年王礼锡在英国建立“我国公民之友社”，旨在“传达关于我国的正确观念，促进国外对我国文明了解，帮助我国的自在奋斗……”（引自潘颂德的《王礼锡研讨资料》）一九三六年王礼锡在布鲁塞尔安排建立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并主张募捐，后到会布鲁塞尔国际和平大会。一九三八年，为帮助我国抗日，王礼锡在伦敦招集第一次国际反侵略特别大会并作陈述，各地的我国代表包含李石曾、吴玉章、王礼锡、林咸让、熊式一等。受托付王礼锡在英伦三岛演说四百余次，编撰的《在国际援华阵线上》包含多篇文章，包含对国际形势的剖析、对国际宣扬国民交际的定见、欧洲人怎样知道我国，以及呼吁西欧各界援助我国公民抗战等。王礼锡较早提出：多派代表赴国外宣扬，奉告国际我国联合的本相。即便在二战后期，陈西滢日记屡次说到英国对我国存有误解，从王礼锡、叶君健的演说可知我国常识分子在海外从事对外宣扬作业的复杂性、困难性、继续性与堆集性。《选集》选用大年代里小叙事的方法记载了那些向国际叙说我国故事的先行者，绵密详尽的言语叙说出现出汹涌澎湃前史的图景，不失为跨过前史时空发生的悠远绝响。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陈西滢日记说到叶君健为《骆驼祥子》的英译著写序。这是目前叶君健研讨资料和《叶君健全集》都未曾提及的。因此有必要讨论陈西滢日记重复书写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我国翻译家翻译的传统经典名著与反映战时我国的现代文学著作在海外的传达与承受。翻译我国文艺与宣讲我国抗战构成传达我国文明的两条途径。
《选集》中屡次记载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Waley）、阿克顿（Acton）、斯蒂芬·斯彭德（Spender）、斯坦利·昂温（Stanley Unwin）等人对我国经典名著英译著的不满，韦利批评王际真翻译的《红楼梦》，简直无法再译……熊式一的《西厢记》极坏……也不爱蒋彝的画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日记写道，阿克顿主张多介绍我国的东西，但不拥护我国人自己翻译。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记下约翰·莱曼的话，“我国戏曲千万不行由我国人自译。务必要英人来译”。
《选集》屡次说到英国读者期望看到阐释实际我国的著作，透露了我国文艺英译著在海外传达与承受的若干事况。推介华夏民间传统文明和宣扬战时我国，是其时身居海外的常识分子阐释我国图景的两种方法。由于远离我国战场与“不在场”，前者成为蒋彝、熊式一、王际真等人用英文创造和翻译古典名著作为书写我国的言语实践，后者构成叶君健、萧乾等人在英国宣讲我国抗战与翻译现代文学著作的写作实践。我国文明开展并非分裂，二者阐释与海外传达亦是双管齐下。
由于中西文明语境差异太大，关于中文著作的外译是否应挑选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向来有争议。《选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记记载：萧乾说到王云五考虑或许将来我国参加国际版权同盟，但保存翻译之权。这些在王云五《访英日记》中有着相同的记载，王云五赴英时的论述切中肯綮。英国读者对我国译者将我国著作译成英文的承受度不高，或有文明地缘排他性要素，而且中文与英文之间不具有一起的文明背景，不是欧洲各国文字间的那种差异。但纵然英国作者翻译的中文著作，如阿瑟·韦利翻译的白居易诗篇，相同也存在许多缺少，而且他以为赛珍珠翻译的《西游记》英译著存在许多过错。再如，英国作家奥登、衣修伍德的《战地行纪》，阿特丽的《扬子前哨》。由于缺少文明共通性，奥登不自觉将西班牙战场的体会移植到我国战场，难免发生许多误差。相同，文明的异质性也使得阿特丽无法领会我国战士所体现的奋不顾身、全国为公的精力。文明的差异性，不行避免影响文艺著作的传达与阅览，这就造成了尽管我国文学著作译著在英国出书，但英国读者仍然缺少对我国了解的实际状况。因此，叶君健来英国宣讲我国抗战，也是根据战时文明的实际需求。陈西滢日记记载其时有人就以为，学术交流效果不大，不如请人来英国演说。
《选集》说到，英国作家斯坦利·昂温称誉林语堂、熊式一、蒋彝等人的英文水平缓崔骥翻译谢冰莹的《女兵自传》，以为一些我国著作即便英国人翻译也未必能做好。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日记记载：阿克顿赞扬梁宗岱法译的陶渊明诗篇，孙大雨译的孙过庭书谱，温源宁的小文，叶公超译的卞之琳小说。我国著作译著在西方国际得到认可与传达，首要与我国译者的中英文水平密切相关。温源宁、叶公超等早年留学剑桥，不只中英文造就到达一流水平，亦熟稔英国文明。陈西滢日记屡次说到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到英国翻译《唐书》，亦是对我国作家翻译我国文艺的必定与佐证。
当然，能否契合海外读者的审美范式，也是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熊式一用我国体裁创造英文剧本，吸收毛姆戏曲的叙事范式，将《红鬃烈马》编译成话剧《王宝川》在伦敦演出，大获成功。陈西滢日记屡次记载听毛姆戏曲场景，熊式一的改编显然在我国元素基础上参加英国读者的文学审美，这或许也是传统名著走向国际的方法之一。但是，莎士比亚在英国甚至国际的崇高位置，使得我国戏曲英译著在英国遭到许多审视与比照在所难免。再次，我国文艺的海外承受与传达同我国翻译家是否融入英国干流文明圈相关。
陈西滢日记里屡次说到萧乾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出书的四部英文著作，一是《我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文本以新闻体裁为主，实在反映二战期间我国战场的实况；二是《磨难年代的蚀刻》（Etchings of a Tormented Age），书写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我国阅历的各种磨难，这本书得到乔治·奥威尔的赞赏；三是翻译自己创造的《吐丝者》（Spinner of Silk），这部译作收录了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造的十篇小说和两篇散文（首要书写二三十年代我国大众的日子），翌年《吐丝者》又再版，让萧乾声名鹊起；四是《千弦琴》（A Harp with thousand Strings），这部著作从多个视点阐释战时我国与我国文明。
陈西滢日记记载了萧乾与英国文明界人士的屡次往来，《选集》对萧乾贯穿一向的记载，是研讨萧乾的名贵史料。萧乾著作在英国热销与本身参加的文明往来是分不开的。最终还有，《选集》再三书写英国期望出书一些反映战时我国的著作或请我国作家来宣讲，因此笔者选取叶君健、萧乾作为首要的个案阐释；萧乾企图经过宣讲和文学译作增进西方对我国抗战和我国公民的了解，这些契合英国读者的阅览旨归。从外国记者眼中的我国抗战书写，到萧乾、叶君健赴英叙说我国公民的抗战与翻译著作，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文明实践中，萧乾、叶君健这些人在英国成功地建构了战时“文章出国”的景象。
战役年代，在异域环境中翻译和介绍我国文学著作，无疑是一种名贵的实践，这些我国常识分子向海外传输我国声响的尽力值得后人铭记。《选集》让读者看到文学翻译与英文写作从西方作家眼中的我国到我国常识分子笔下我国叙事的转化，从西方视角下的我国到咱们本土化叙事的置换。《选集》集合其时一向争辩的出题：怎么向西方演说和诠释你我眼前的我国，书写十四年抗战中的风云流通。在英国的阅历建构了叶君健、萧乾抗战言语中新的叙说实践，构成叶君健、萧乾早年的人生镜像，这些作家叙说我国故事的才能在屡次翻译和演说实践中显得挥洒自如，这也是《选集》出现的重要价值。
从抗战开端，我国作家、翻译家从未中止对外宣扬我国公民的抗战与翻译我国文艺。萧乾、胡政之主编的《大公报》，温源宁、叶秋原等主编的《全国》月刊，叶君健、王礼锡、戴望舒、爱泼斯坦、D.艾伦等修改的《我国作家》（Chinese writers）在香港发行，并向海外出售，一方面这些刊物设有“外国人看我国抗战”的外国著作评论栏目；另一方面，敞开了常识分子向海外阐释战时我国的文学实践之旅。一九三九年九月，萧乾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前往英国，成为第一个我国驻欧洲战场的战地记者；一九四三年，王世杰、王云五、温源宁、胡政之等人组团拜访英国，叶秋原、D.艾伦、爱泼斯坦、叶君健等人先后奔赴欧洲，这些业绩都被陈西滢记入日记，实在再现二战期间我国常识分子在英国的言语实践。如果说，在抗战对峙阶段，这些逃亡作家集合在香港学士台修改刊物、翻译文学著作为我国抗战摇旗呐喊，那么陈西滢日记让读者看到这些作家、翻译家在抗战后期奔赴英国，屡次在伦敦香港楼、上海楼等地集会，协商抗战宣扬与文学翻译出题，为抗战成功奔走呼号。
文学实践与日子实际休戚相关。之前在香港时期，这些作家、翻译家碍于英国政府对中日战役处于中立状况冷眼旁观，他们的抗战书写难免遭到许多掣肘，修改刊物亦顾此失彼；而香港沦亡后，英国置身欧洲战场，伦敦就成了他们传达我国抗战精力的重要窗口，他们的文学创造和翻译也成为鼓动国际抵挡法西斯战役的一个事项。陈西滢的日记信件实在再现了这些场景，是研讨我国文艺在海外传达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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